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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算賬”說農業

2019-10-27 16:50:29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馬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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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霜降已過,時序正值深秋,再有十幾天即是冬季。對于我國北方地區的農村和農民來說,農作物該收獲的已經收獲,農產品該出售的也已出售,全年的農業生產基本結束。一年來的收益幾何,是虧是盈、是賠是賺,正是秋后算賬的時候。幾十年前的人民公社時期,這個時候的生產隊的隊長、會計們最為忙碌,他們要通過一年一度的秋后算賬,為社員評定工分,制定全隊和全村人口糧食、棉花、油料和現金的分配方案。后來公社和生產隊解體,每家每戶成為一個生產單位,不再進行那么精細、繁瑣的年終核算,反正是“豬頭爛了在鍋里”。但是,每家每戶總是要算算盈虧賠賺,秋后算賬總是少不了的。

  二

  最近一段時間,我訪問了本地幾個農戶,聽他們秋后算賬,講述每畝地的投入和產出,取得了一組數據。透過分析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目前農業生產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發現農業效益低下的癥結,進而或許可以找到一條解決“三農問題”的路子。我沒有能力走訪更大的地域,調查的范圍很小,接受調查的人數也不多,取得的數據和對這些數據的分析自然是管窺蠡測,難免掛一漏萬、以偏概全,倘能收窺一斑而識全豹之效,則幸甚。

  受訪的是分布于本鎮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商村、常村、宋村的七戶農民。他們三年前從其他村民手里流轉承包了500—600畝土地,一年種植兩季,冬小麥和夏播玉米。今年小麥每平均畝產850斤、玉米畝產1000斤,市場價格是小麥每斤1.08元、玉米每斤0.8元,于是,每畝產值出來了:

  (1)小麥:850斤×1.08元=918元

  (2)玉米:1000斤×0.8元=800元

  ————————————————

  以上兩項合計:1718元

  每畝作物的投入呢?則有:

  (1)小麥:種子約100元、化肥200元、農藥30元、機耕費50元、機播施肥20元、灌溉50元、收割50元,合計500元;

  (2)玉米:種子約35元、播種15元、化肥80元、農藥30元、收割和脫粒60元,合計220元;

  (3)流轉承包費:880元(今年有的村子的此項費用達到980元,880元算是一個中等偏上的標準。此處采用這個中等偏上的標準)。

  ————————————

  以上三項合計:1600元

  這個“秋后賬”是如此清楚、簡單——

  (1)每畝農田的凈收益:1718元(產值)-1600元(投入)=118元,600畝農田的總收益就是600畝×118元=70800元;

  (2)5家農戶按每戶投入2名勞動力計算,全年投入勞動力10人,每人勞動所得7080元。

  三

  通過對上述各個數據的對比、計算,我們至少可以發現兩點事實——

  第一,每個具有一般勞動能力的農民一年的農業勞動收入是很低的,按盡其最大能力耕種60畝土地計算,凈收入僅僅7080元,平均每月僅為590元。當然,隨著機械化程度的提高,每個農業勞動力的耕種能力可能提高到100畝甚至更多,但是,這首先要受到這個勞動力所在的村莊耕地總面積的限制,這個村子未必有足夠的耕地按每人100畝或者更多的面積向每個勞動力提供土地;另一方面,即使提高到100畝,全年收入才11800元,月均只有983元,不及當地政府劃定的企業最低工資保障線的一半。這還是按照全年風調雨順的年景來測算的,如果遭遇自然災害,這個微薄的收入是沒有保證的。

  第二,在每畝地的總投入中,高達880元的承包費支出占了1600元總支出的55%。這筆開支換來的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農藥、化肥、種子、農機等實物,而是從別人那里換來的一項抽象的土地使用權。就是說,土地的發包人憑借著手中的土地使用權,在沒有任何實物投入和勞動力投入的情況下,就可以獲得高于實物投入1倍多、高于實際勞動力近7.5倍之多的收入,而且這個收入無論是否發生自然災害,都是旱澇保收的。

  在土地流轉承包中,土地發包人獲得的這個收入叫什么呢?在農村,通常的叫法是“流轉費”,究其實質,就是一種不勞而獲的地租剝削。

  在這里使用“剝削”一詞,我們并無意指責土地發包人,因為他們通過發包土地獲得這筆收益是合乎國家法律規定的。根據國家目前的農村土地法律制度,人人都可以成為這種不勞而獲的剝削者,前提是手中要有土地使用權這樣的“資源”。

  如果一定要指責的話,那應該指責國家實行的這項土地制度,是這項制度允許不勞而獲、允許剝削,允許一部分人剝削另一部分人。這種允許剝削的土地制度造成的直接后果是:

  其一,真正的農業勞動者所獲很少,而土地的發包者可以不必投入勞動和實物就可以獲得7倍于勞動者的收入;

  其二,就每畝凈收益來看,118元僅占每畝產值1718元的6.9%,連10%都不到,如此微薄的收益率根本無法支持來年的擴大再生產。

  四

  2000年3月,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朱镕基總理寫信,痛陳農民負擔沉重,導致“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起了全國上下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李昌平那時講的造成農民負擔沉重的原因主要是,基層鄉鎮政府向農民亂伸手、亂攤派,所謂“七八頂大蓋帽管著一頂破草帽”,農民除去繳納農業稅之外,還要承擔村里和鄉鎮的“三提五統”和其他攤派。當時還是一家一戶作為一個生產單位承包村集體的土地,還沒有實行承包者再把承包權轉讓給他人的土地流轉制度,沒有出現土地流轉中的這種地租剝削。

  現在看起來,土地流轉中出現的這種不勞而獲的剝削,在程度上更甚于當年的“三提五統”和攤派。比如,李昌平說,“當地每畝農田負擔200元,人頭費100-400元不等。一個五口之家耕種農田8畝,全年經濟負擔高達2000-3000元(其中尚不含防汛救災、水利等勞動負擔)”。2000—3000元的負擔均攤到8畝農田上,每畝平均負擔才250—375元,而土地流轉后承包戶向發包戶支付的承包費卻是880元之巨。李昌平說的他們那個地方、那個時候的稻谷價格是每斤0.4元,北方農村的小麥價格與此也差不多少。而今北方地區的小麥玉米價格兩相折合起來是0.94元。粗略對比可以看出,糧食價格增長1.3倍,而土地流轉后的承包費比之于當初農民承擔的“三提五統”費用增長了1.9倍。

  當初沉重的農民負擔對農業生產是一個極大的破壞,造成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可怕局面,可以用“苛政猛于虎”來形容。今天由于實行土地承包流轉制度而產生的高額的承包費對于農業生產的破壞作用,絲毫不亞于當年的“三提五統”和亂攤派,甚至更加嚴重,只是改換了一種新的形式,它把農村基層政權面向農民的攤派收費變為農戶與農戶之間的收取租費。這種新的形式同時把原來的鄉村基層政權與農民群眾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一部分農戶和另一部分農戶之間的矛盾。前一種矛盾曾經發展到非常尖銳的程度,釀成過鄉鎮政府抓捕無力繳納“三提五統”的村民、憤怒的村民活埋過鄉長的嚴重事件;而后一種矛盾從現在的情形看,由于土地流轉中的交易雙方都是隨行就市、愿打愿挨,并沒有顯露出來,因而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相反地,通過土地流轉發展種田大戶,正在被當做推動農村土地走向市場化的成功經驗被加以推廣。

  五

  農業生產的特點是周期長、風險大、效益低,因而被稱為“弱質產業”。以北方地區的小麥、玉米兩種作物的生產為例,每年從秋分播種到來年芒種收割,生產周期長達8個半月之久;夏季玉米在小麥收割后播種,生長時間90—100天,前后3個來月,兩季作物生產周期整整一年。在這漫長的一年中,農民需要精心地選種、耕地、施肥、播種、灌溉、滅蟲和苗期田間管理,才能獲得一個較好的收成。盡管如此,通過上面算賬可以看出,在風調雨順的年景,每畝農田的收益在扣除種子、化肥、農藥、機械消耗等實物性開支后,是可以有1000元上下的收益的。但是,當再從這個收益中拿掉880元的流轉承包費之后,就只剩下可憐巴巴的118元了。

  現在不妨做一個假設——

  取消農村土地的承包流轉制度,把土地變為公有(我國現在實行的農村土地制度雖然在法律上規定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但通過土地承包制度派生出來的承包使用權是私有的,農村土地公有僅僅是個名義),同一個村莊里的農民群眾大家公用,這個880元的承包流轉費立即就可以節省下來,農業的效益就大為提高,而且提高的幅度將是7倍之多;相反,如果繼續實行市場化的土地流轉承包制度,高額的沉重的不勞而獲的流轉承包費(即地租剝削)將把農業生產徹底壓垮。

  話到此處,順便附帶說一句。現在不僅在農村存在憑借手中的資源不勞而獲的剝削現象,在城市里更是如此。這里可舉一例。某人有一處臨街商鋪,他就可以坐收租金,而且租金的額度要高于承租人的勞動所得。一位租用臨街門面房開理發館的理發匠,三年間向房東繳納的租金已經從每年15000元漲到了40000元,而他每天的凈收入徘徊在100元上下,全年不過30000元。這個理發匠將要被壓垮。

  房東的房屋租金從15000元漲到40000元,是因為自己出租的房屋增添了新的功能或者擴大了面積和空間嗎?都不是,僅僅是房東覺得理發匠可能在過去的一年里掙了錢,他要多拿一些,否則,理發匠就要走人。房租從15000元漲到40000元,房屋的設施、功能、空間都沒有增加,憑空多出來的25000元就是剝削。難道最初的15000元不是剝削嗎?也是剝削,它的根源是因為房東對這間臨街房擁有所有權。房屋所有權私有,別人不能白用,剝削由此開始。如果房屋公有,大家共有共用,彼此之間互不收費收租,剝削也就因此消滅,也就不存在誰壓垮誰的問題,各項事業也就能夠有足夠的資金用于擴大生產,健康發展了。

  六

  話復前言,回過頭來繼續說農村里的土地流轉承包制度的弊端。

  在農村通過實行土地流轉承包,把土地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發展種田大戶,以此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經營,這種設想可能很好,但是,從上面“秋后算賬”的結果看,怕是很難達到這個目的。從土地承包者這個方面來看,他們每流轉承包他人一畝土地,要付出高達880元的承包費,而每畝年凈收益只有118元,無力擴大再生產。從土地發包方來看,他們是把自己本來就不多的土地(人均2—3畝)轉包給種田大戶,每畝地的流轉收益雖然很高,但由于畝數少,每人獲得的收益充其量2400元左右。就是說,土地流轉中的地租剝削在壓垮種田大戶、壓垮農業生產的同時,并沒有解決土地發包戶的增收問題。

  那么,農業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第一,終結事實上的土地使用權私有和土地流轉制度,讓土地名至實歸地回歸農村集體共有,集體成員共用,消滅農業生產的個體經營,消除村集體成員之間的相互剝削,恢復農業生產的元氣。

  第二,把土地使用權私有和土地流轉制度下村集體成員之間因相互剝削而產生的效益,由村集體集中起來使用,積累資金,擴大農業再生產,把剩余勞動力轉移出去,創辦以農業為基礎、服務農業的新興產業,也就是要向農業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

  向農業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現在“撒胡椒面式”的國家對農業的財政補貼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向農業自身挖掘潛力。而需要挖掘的這個潛力,就是土地使用權私有和流轉承包制度下的具有剝削性質的土地流轉承包費即剝削地租。消滅這個剝削的不勞而獲的土地流轉承包費的私有性質,把它集中起來由集體統一使用,農村、農業庶幾可以振興,農民庶幾可以走向富裕,“三農”難題庶幾可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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