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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輝:土地流轉的驚天玄機!

2019-10-28 09:19:21  來源:察網  作者:余云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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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黑石基金以及其它海外資本在中國悄然開展的購買農村土地行動應該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美國政府控制下的世界銀行為什么極力主張中國“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為什么日本和臺灣等亞洲農業成功的國家和地區都不允許城市資本下鄉、反對土地向資本集中、更不允許土地向國際資本集中?為什么美國早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通過立法嚴禁境外資本租賃美國的農業土地而中國卻放任外資在中國圈地?土地流轉和資本下鄉難道真的可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增加農民收入嗎?這是中國政府和國內專家迄今沒有明確回答的問題。然而,美元資本正借助中國農村“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的機會,即將敲響中國社會崩潰的喪鐘。

  中國經濟體系已經深深陷入在由美國設計并由美元主導的全球經濟金融秩序之中。因此,我們需要從“中國-美國”和“美元-人民幣”的互動框架中思考中國農業問題,評估農村改革的政策后果。

  美國已經控制中國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我們可以把這部分美元資本稱之為美元的“網絡空軍”;同時,美國已經控制了中國金融領域的基礎貨幣發行權、匯率定價權和資產定價權(詳見筆者《誰掌控了中國經濟的頂層權力?》),這部分美元資本可以稱之為美元的“金融海軍”;那些潛伏在中國境內并企圖大量收購農村土地的美元資本可以稱之為美元的“產業陸軍”。肢解中國版圖是美國二戰以來的長期國家戰略。蘇聯解體之后,美國的進攻目標已經鎖定中國。中國已經開始重視來自于美國戰略東移所形成的正面軍事壓力,但是,中國并沒有發現和重視以下事實:美國資本的“網絡空軍”、“金融海軍”和“產業陸軍”已經包抄了中國軍隊的經濟后方。這才是中國最隱蔽的危險、也是最大的危險。

  目前,中國外匯儲備達到3.66萬億美元,超過了日本、歐元區、沙特和瑞士這四大外匯儲備國的總和。同時,央行9月末外匯占款余額是25.3萬億人民幣,幾乎可以等同于25萬億人民幣基礎貨幣的發行數量。換句話說,如果扣除外匯占款所形成的基礎貨幣,那么,中國基礎貨幣的發行量接近于0;如果以4倍的貨幣乘數計算,扣除外匯占款所形成的流動性,中國M2數量也接近于0。這說明:美聯儲已經控制了中國央行、美元已經控制了人民幣、美國已經控制了中國的貨幣主權。如果說美國海軍可以在太平洋上封鎖中國的能源供給的話,那么,美國資本在中國經濟領域潛伏的“金融海軍”已經控制了中國經濟體的血液和呼吸。這是中國“流動性困境”的真正根源。明朝的衰敗和晚清的瓦解與白銀主導下中國貨幣主權之喪失存在著直接的關系。當代中國是否會重蹈明末與晚清的覆轍?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

  今天,中國貨幣主權的再度丟失正結合著農村“二次土改”,演繹著新的毀滅性的故事。在美元控制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發行的情況下,農村土地流轉和農民土地向資本集中,本質上是農村集體土地通過“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向國際資本集中、向美元資本集中。

  自有文字記載的夏朝開始,中國農村土地的分享程度和獨占程度,始終決定著社會的繁榮與危機、決定著政權的穩固與瓦解。中國共產黨是通過“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把集中在地主手中的土地分配給農民,贏得最廣大農民的支持,建立了蘇區政權并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

  解放后,隨著土改的全面完成,中央領導發現:盡管農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到家庭,但是,由于農村不同家庭存在男女性別的差異和勞動能力的差異,土地還是向勞動力多的家庭集中,從而產生新的貧富分化和社會矛盾;更重要的是,城市工商業主和資本家在糧食和棉花收購過程中,利用個體農民之間的內部競爭和無序狀態,壓低農產品收購價格,形成城鄉之間的對立和資本家與農民之間的兩極分化。因此,中央在東北和山西開始試點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農村合作社和高級社等農村生產組織,形成了“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民合作組織”相配套的新型農村經濟制度。中央以點帶面在全國推廣了這項制度。這一農業制度的歷史性創新后來為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工業領域全民所有制的建立、為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農業基礎。可以說,新中國領導人制定的土地制度和農民生產組織制度是中國推動工業化的立足點,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至今的最重要基石。

  土地承包制是一場使農村、農業和農民“去組織化”的改革。當初并沒有估計到這場改革會導致現在中國農村重新碎片化、鄉村治理黑社會化、農民喪失農產品議價能力等后果;沒有想到由此產生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三農問題”;更沒有想到這場“去組織化的農村改革”會導致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基層經濟組織的全面解散和基層政治組織的全面癱瘓,使邊疆的基層成為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宗教組織等病毒大面積擴散的溫床。

  值得慶幸的是,這場“去組織化”的農村改革僅僅敲碎了農民合作組織,而沒有打碎土地集體所有制。

  隨著農村“去組織化”改革所產生的問題日益嚴重,中國農村面臨兩個選擇:第一、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重建農村合作組織(如農業集體企業、農民合作社、農民協會和農民金融組織等),從而,在市場經濟體制里,重新構建“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民合作組織”這一經濟制度。第二、在土地承包制打碎了農民合作組織的廢墟上,進一步把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轉變為可交易的收益權和所有權(即“土地確權”),徹底瓦解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然后,通過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讓農民土地向產業資本集中、向美元資本集中,完成農民與土地的徹底分離,讓產業資本及其隱藏在背后的美元資本重新組織和控制中國農村經濟和農業生產,以未來國內外大資本推動的土地集中經營代替改革之前集體所有制前提下的土地集中經營。

  所謂“土地確權”的本質就是土地私有化,它類似于城市集體所有制企業按照職工人數平均分配“資產券”的性質,也類似于前蘇聯按照全體公民人數平均分配全民所有制企業“資產券”的做法,最終為貨幣持有者廉價收購“資產券”、實現“資產券”集中和形成寡頭壟斷提供便利。按理說,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下,“土地確權”應該是把土地權屬明確到集體組織,而不是把土地“確權”到集體組織當中的勞動者個人。個體農民從集體手中承包的土地只有勞動的權利,沒有轉包的權利,更沒有轉包收租的權力。如果土地轉包可以收租,那么,這項租金本應該歸屬于土地的集體組織,而不是個人。農民放棄承包地,集體應該收回,并無償地由其他承包人進行耕種。農民承包者個人收取轉包租金沒有法理依據,同時也增加了多承包、多種地農民的現實負擔。如果棄地農民成為剝削者,種地農民成為被剝削者,那么,這種制度怎么可能鼓勵留守農村種地的農民多種地、種好地?

  如果種地的農民承接那些放棄耕種的集體土地還要支付“轉包租金”即地租,那么,這說明農村所謂的“農民土地承包”已經事實上變質為“農民土地私有”了。目前推行的“土地確權”就是通過法律形式,把當初的“農民土地承包”合法地轉變為“農民土地私有”,以達到徹底瓦解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目的;同時,通過農村土地確權,為土地進入流通市場并向資本集中創造了條件。中國農村的“二次土改”完全是前蘇聯葉利欽推行的私有化和“休克療法”在中國農村的翻版,甚至連指導改革的導師都是一樣的:世界銀行和接受了美國經濟理論洗腦的本土經濟殺手。

  從目前國務院積極推動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的輿論導向上看,中國農村改革正在選擇第二個模式。如果這樣,本屆政府將為美元資本大規模贖買農民手中的土地、完成幾億農民與土地的徹底分離、制造數以億萬的失業大軍和城鄉流民、實現美元資本對中國農業產業的深度控制、完成美元紙片與中國土地資源的轉換,掃清制度障礙和交易障礙。如果美元的“網絡空軍”、“金融海軍”和“產業陸軍”分別占領了中國的腦袋、錢袋和米袋,那么,美國對中國已經不戰而勝。

  其實,以提高土地產出效率和增加農民收入作為土地流轉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統計表明,與勞動集約化經營相比,資本集約化經營并不會提高土地的單位產量;此外,在資本完成土地贖買之后,貨幣持有者把紙幣轉變為土地,農民把土地換成了紙幣。在紙幣信用體系里,土地一定升值,而紙幣一定貶值,農民最終將成為真正的無產者。中國社會一旦完成土地向資本的集中,一旦形成幾億的無產者和流民,中國社會必然重演解體的悲劇。

  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中國政府應該懸崖勒馬,停止集體所有制的承包地向農民個人進行所謂的“確權”,停止農村土地流轉,堅守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這一制度底線。

  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現實出路應該是:

  (1)改變農業財政補貼模式,把財政補貼從“國家財政——>農民個人”模式轉變為“國家財政——>農村集體組織”模式,引導農民回到組織,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

  (2)在完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依照建設“社會主義有組織的市場經濟制度”之精神,重建農村合作組織和農村集體企業,恢復土地集體所有與農民合作組織之間相互匹配的農村經濟制度;

  (3)以國家資本為主導,建設和完善農村科技服務網、農資供應物流網、農產品采購網和農村金融服務網,大量吸納農村青年和大學生在農業保障體系中就業,提高中國農業的后援保障能力,同時提高全社會的就業水平,以此推動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這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選擇,也是保證中國農業產業穩定與發展的現實出路。

  【余云輝,紅果寶戰略顧問。經濟學博士、安信信托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原標題《世行為什么極力主張中國“土地確權”和土地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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