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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產階級到流浪漢,只有一步之遙

2019-10-29 10:35:21  來源:人物  作者:張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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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和「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統計顯示,在2018年的一個晚上,全國共有55萬3千人處于無家可歸的狀態。其中,將近13萬人來自加州,在50個州中排名第一。

  對于大部分美國流浪者來說,這場「冒險游戲」,毫無樂趣,沒有時限,不能退出。五十多萬種不同的人生,唯一的共通點大概有且僅有一個——沒有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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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選擇

  在Kristen還沒有決定拋下一切開始流浪之前,她的男友Tom給她算了一筆賬:如果Kristen立刻從她現在月租1650美元的單身小公寓里搬出來,不出一年,她就能付清身上所有的債務,還能擁有至少兩萬美元的存款。

  Kristen當時34歲,在舊金山的一個廣播臺做著全職新聞記者。她要還的債并不算多,只有3500美元(約合近兩萬五千元)。但由于每個月的工資僅夠得上舊金山地區高額的房租和日常開銷,工作十年來,她一直沒能擁有過存款。

  Tom邀請Kristen搬到他家,這里的家,指的是一個帳篷。已經在流浪生活中的Tom并不是什么無業游民,他47歲,是一位全職電力承包商。

  經過幾周的考慮,Kristen答應了。她聽取了這個只在她人生中出現了五個月的男人的建議,打包了行李,床綁在車頂,「把人生都塞進了一個船運集裝箱」。

  她最后回頭看了看自己的小公寓,然后毅然決然地離開公寓,住進了旁邊的塔瑪派斯山上Tom的帳篷。那里是一片營地,是野營愛好者們常去的地方。

  沒有了廚房、沒有了臥室,Kristen把一家健身房當成了家。擁有會員卡仿佛擁有了一切——早上起床,Kristen在那兒晨練、洗澡、開始在電腦上寫稿子;晚上,她和Tom會在健身房大廳的沙發上癱著休息,好像坐在自家客廳里一樣自在。周末,他們離開健身房去背包旅行,欣賞日出、感受微風。

  Kristen享受這種生活方式給她帶來的自由和心理上的輕松感,但當危險降臨、保護他們的只有那一層薄薄的帳篷布的時候,她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某一個晚上Kristen和Tom因為被噪音打擾,在營地和一群人起了沖突,這群「小流氓」威脅要把他們從帳篷里拽出來。他倆報了警,但警察的到來反而更激怒了這些肆無忌憚的人。

  為了保證人身安全,他們在半夜一點鐘偷偷溜出帳篷,穿著睡衣躲進了森林。

  在那之后,扎營成為了過去式。Kristen和Tom搬進了車里,在鐵和鋼化玻璃的保護下尋找著安全感。但新的問題又出現了,「我們像是在秘密地活著,」Kristen沒有想到流浪生活會如此艱難,「我害怕在半夜被警察發現,更怕被認識我們的朋友和同事發現我們的生活狀態。」

  無家可歸的第四個月,Kristen受夠了流浪。但也有一些好消息:她還清了3500美元的債,且擁有了存款。她租下了沿海的一間船屋,每月花1450美元重新買回了「有家的奢侈」,但比起加州普遍超過3000美元月租的一居室,這種「奢侈」依然顯得小心翼翼。

  然而,就連這種奢侈也在七個月后被打破了——Kristen被解雇,告別了闖蕩15年的廣播新聞行業,成為了一名自由記者。「但我絕對、絕對不要再過回我原來的負債生活,」Kristen和Tom一起搬到了一艘真正的小帆船上。

  他們一邊在船上生活,一邊對它做著整體翻新,打算以后駕船出海。連航線他倆都計劃好了,先到墨西哥,再闖蕩太平洋,「感覺世界都在掌控之中。」在小帆船上徹底定居的她,現在是網站「The Wayward Home」的主編,為像她一樣過著另類生活的人提供社群,也為看了她故事蠢蠢欲動的人答疑解惑。

  400美元一個月的帆船生活,讓Kristen徹底沉浸在了「live tiny」的快樂里。

  這場流浪對Kristen來說,像一場冒險游戲。她開機、登錄,掌控全局,雖也曾遇到危險,但更多的時候,她享受其中,并在游戲中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日子。

  對Kristen來說,「無家可歸」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主動選擇;但對更多人來說,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生存境況。

  據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和「National Alliance to End Homelessness」的統計顯示,在2018年的一個晚上,全國共有55萬3千人處于無家可歸的狀態。其中,將近13萬人來自加州,在50個州中排名第一。

  對于大部分美國流浪者來說,這場「冒險游戲」,毫無樂趣,沒有時限,不能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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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ten在她的帆船上

  兩種身份

  「人們對流浪者總是帶著一種刻板印象,他們總認為只有那種吸毒又酗酒的懶蛋才會流浪,」Ellen眼里寫滿疲憊,「但我,一個擁有碩士學位的大學教授,依然無家可歸。」

  太陽落山了。美國加州的天氣是舒適的,哪怕冬天最冷的時候,氣溫也在十度左右徘徊。加州圣何塞州立大學的教授Ellen收好手頭正在批改的論文,等因為腰傷失業的丈夫Jim和他們的兩條狗狗來接她下班。

  他們坐進銀灰色的沃爾沃小轎車,兩個人、兩條狗,駛向回家的路。

  駛過幾個街區,Jim把車停在了一座教堂旁邊。他打開車門,開始在旁邊支起一個帳篷。與此同時,在車里的Ellen搖上車窗,放倒座椅,鋪好毯子,脫下外套掛在窗外做窗簾,把東西在車頂的收納箱里放好,動作一氣呵成。

  像自2007年開始的幾千個夜晚一樣,56歲的Ellen和66歲的Jim要在車里過夜。這輛老舊的沃爾沃小轎車,是他們十幾年來生活著的「家」。

  夜里,他們用紙杯、塑料袋和嬰兒濕巾代替衛生間的一切功能。這對夫婦從救助站收養的兩只狗狗分別守護在他們身旁:一只在車里陪著Ellen,一只睡在帳篷里,和因為身高太高車里擠不下、只好支帳篷的Jim同床共枕。

  Ellen可以駕輕就熟地在「大學教授」和「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兩種身份之間無縫切換。白天的她在講臺上探討英語文學,和所有教職工一樣在食堂吃飯;晚上的她戴著頭燈窩在副駕駛上備課、判作業,然后在同一個空間里度過整個夜晚。

  太陽升起了,又是新的一天。Ellen戴上項鏈、穿上西裝外套,將一頭紅棕色的卷發在腦后綁好,遛過狗狗,頂著蓬松的劉海奔向校園。走上講臺,她耳朵上的珍珠耳環依然精致,全然看不出另一個身份作用在她身上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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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在車內的生活

  五十萬個破碎的夢

  從一個有家的人的角度看這些流浪者,「吸毒」、「酗酒」、「懶惰」、「失業」、「有精神疾病」這樣的詞總是和「無家可歸」掛鉤。

  但就像Ellen所說,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針對加州乃至整個美國流浪者群體的各種調查研究表明,這55萬3千人處在不同年齡段、有著不同的膚色、習慣不同、收入不同、工作不同、健康狀況不同、性向不同,有的像Ellen一樣有著體面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有的像Jim一樣失業且疾病纏身,也有的像Kristen和Tom一樣樂在其中。

  五十多萬種不同的人生,唯一的共通點大概有且僅有一個——沒有房子住。

  「每次我跟新的學生說起我的情況,空氣都會變得死一樣寂靜。」面對自己的學生,Ellen從不會刻意隱瞞自己無家可歸的事實,「我會跟他們說,他們的父母可能離無家可歸也只有一張支票、一次變故、或一場大病的距離。」

  Ellen從小就被一個不太富裕的家庭收養。她努力學習、聽話懂事,并對美國夢的奧義深信不疑——只要肯努力,任何人都能順著梯子爬上去。不說爬到最頂端,也至少能在中間的位置過上舒服的小日子。

  父母雙雙去世之后,Ellen辭去了十五年來的技術行業行政工作,決定重拾夢想,走上學術道路,并在2009年拿到了本科畢業證。隨后,她經教授推薦去讀了圣何塞州立大學的研究生。2013年,年過半百的Ellen從圣何塞州立大學拿到了英語文學碩士學位。

  有教書夢想的Ellen選擇了留在圣何塞當一名教授。有熱情、有工作、有收入、有愛人,那時她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美國夢的實現好像近在眼前。

  但生活總是處處充滿意外。

  被大學聘用的Ellen沒有想到,入職六年來,她的頭銜依然只是「兼職教授」。圣何塞州立大學是一所公立學校,一般來說,美國公立大學得到的校友捐款比私立學校要少很多。所以為了節約成本,像其他公立大學一樣,圣何塞大學雇用了很多像Ellen一樣的兼職教授,并通過卡一些硬性指標來故意延后他們的轉正。這意味著,全職教授能享受到的一切權利Ellen都沒有,包括醫保和比她現在工資多一倍的月薪。

  另一個意外,是她和Jim的健康狀況。曾經是藍領的Jim因為腰傷失了業,并因此再沒能找到工作;而流浪多年,Ellen本人的健康狀況也令人堪憂。腰間盤突出、骨質疏松,再加上兼職教授略顯雞肋的醫保,一來二去,這對夫婦半輩子的存款都在醫院消失殆盡。

  多年間,Ellen一直試圖和學校行政部門和醫院理論、爭取權益,但得到的只有一年比一年冷漠的回復——不是Ellen的境況不值得同情,而是她的故事太過于普遍了——美國教育局的研究數據顯示,全美180萬大學教師,只有不到30萬擁有終身任職,剩下150萬教師中,像Ellen一樣薪資低、得不到基本權益的有接近100萬人。

  「我愛教書,但我對它的熱愛好像也不足以支撐我繼續在車里過活了。」Ellen無奈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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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和丈夫Jim

  陽光背面

  圣何塞所處的區域,是以高新技術而聞名世界的硅谷。這里,谷歌、Facebook、蘋果、Adobe,上千個響亮的名字在加州的陽光下散發著光芒。但在陽光的背面、在身價上千萬的高科技人才看不見的陰影里,數以千計的家庭正在無家可歸的流浪中掙扎。

  無家可歸的人居住的房車所組成的車隊在西海岸隨處可見。硅谷地區的中心、排名第六的斯坦福大學東校門外、離谷歌公司總部不到一英里的地方等等,有著上百個房車聚集地。

  對于這些房車的數量,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人們只知道,硅谷精英階層和其他普通人經濟地位間有著斷崖式的差距。而這些路邊隨處可見的房車,正展示著在斷崖底部茍延殘喘人們的抗議。

  他們中的有些人在餐廳做服務員、做廚師,有的是木工、電工、水管工、保安和園丁,也不乏醫院的護工或醫師助理。很多研究者以他們為對象做過不完全統計,美國「National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的主管MeganHustings說,有高達40%—60%無家可歸的人有著穩定的全職或幾份兼職工作。

  Saldana在硅谷的兩家酒店里做廚師兼服務員。她凌晨5點上班,晚上10點才會回到房車里。住在房車里的決定是她和三個成年的兒子一起做出的——與其每天通勤跑大老遠,還不如就在離工作近的地方湊活住下。

  「然后存錢,為了一個更光明的未來存錢,」Saldana說這話的不久前,她剛剛從一場「城市清理」中脫身,從上一個停車點被趕到了這里。

  Saldana房車隊列的月租金在1000美元左右,而在一街之隔的公寓,一間兩居室的月租金是3840美元。

  她的三個二十多歲的兒子都在附近的面包店工作,也都住在不同的房車里。Saldana偶爾想帶兒子們去看電影、去高級的地方吃飯,但卻要面對殘酷的事實——她51歲了,依然無家可歸。

  加州伯克利大學參與的研究表示,過去的這20年間,硅谷中產階級工人們的工資下降了14%,但與此同時,年收入前10%的科技工作者的工資卻有了30%的增長。

  「我們努力工作服務那些搞科技的。」Saldana發出疑問,「那誰來管我們呢?」

  Saldana和這些住在房車里的人們,似乎正和「家」進行著一場追逐戰。

  追逐戰的結局顯而易見,但沒有人敢停下腳步——「請假?開什么玩笑。少工作哪怕一分鐘都完蛋,有那歇著的時間,我人生估計就沒希望了,」一個住在房車里的保安這樣說。46歲的他,每小時能掙到16美元,他拼命加班工作,可以拿到4萬美金的年薪。

  但這連一半都還不到——有估計稱,如果想在圣何塞過上買牛油果吐司不眨眼的小資生活的話,年薪至少需要達到8萬7千美元。

  這樣的天價導致了Kristen工作十年沒有存款的窘境,解釋了Saldana年過半百依然只能在房車應付的無奈。當然,對于年薪2萬8千美元、身上還有讀碩士學位時欠下的14萬美元學生貸款的Ellen來說,也只有兩個字,絕望。

  這些居住在陽光背面的人們努力向上攀爬,但梯子上階級的相對位置卻好像永遠靜止。

  長期的流浪生活讓Ellen變得體質虛弱,還曾兩次感染腦膜炎。這讓她在與別人的接觸中異常小心:「請相信我,我真的很愛你們,」她會一邊跟學生說話一邊拿出自己隨身帶著的免洗洗手液,「但我只能從遠處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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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在課堂上

  (文中部分內容來自CBS新聞網、美聯社、《衛報》、 《硅谷商業雜志》、《紐約時報》、《嘉人》、《Business Insider》、《NeaToday》、 《 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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